引言
嘉靖至万历年间，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文人开始外出游历——对于于收藏有浓厚兴趣的文人来说，观赏艺术品是他们在观山临水、寻幽探奇这些旅游项目外的重要活动内容。而这些商人经营的书画舫虽有盈利之目的，但恰能为文人的雅游助兴。当然，船只最重要的还是航行之用，尤其对喜好乘舟山水揽胜的文人而言，船只不可或缺。
像袁中道很长一段游历时期搭载的船具都是他的八舅龚仲安提供的，由于种种不便，他欲访庐山却未能成行，只能安慰自己：“姑俟他年买舟，赍一岁粮，峰峰探历，以完夙志可也。”所以，若有随时可供出游的船只是最优选择。
文人的外出游历
不过，文人外出游历，时而会因游览路线的不确定，并未自己备船的情况，而途中如果有熟识的商人愿意搭载一程也能顺当地解决载具的问题。
同样以李日华为例，他曾于万历三十八年秋出游安徽齐云山，这是一次长途旅行，由于期间有探山访幽、游逛街市的安排，所以他并未驾驶自己的船舶出行。按他所记，途中就有一名汪姓徽商让他搭乘自己的商船，“夜行五十里”，使其出游计划得以顺利进行。
不仅是在舟游闲览中，文人常受到商人的邀请和赞助，大多数的烟霞山林之游也总能看见商人为文人的旅游活动出资出物的情形。毕竟旅游中的消费并非小开支，谢肇淛在《五杂俎》中就提到文人时要依仗豪贵而游山一事：“游山不藉仁宦，则厨传舆筵之费无所出”“富厚好事之主，时借其力。”
对文人来说，比较理想化的情况是跟随官员旅游，享受公家待遇，从而不必担心食宿交通之费，或者是有“好事之主”，主动出面来铺张操持。而这一时期很多好与文人交往的商人正是这样的“好事之主”。
万历十九年（）二月，胡应麟入新安拜访汪道昆，在新安淹留两月之久。这次访友之旅，胡应麟过得相当充实：“时时襆被从诸酒人游，于白岳为日五之一，于丰干为日三之一，余日则皆寓太函。”
胡应麟在徽期间，不仅是汪道昆兄弟和当地文人常与之把臂同游，诗酒酬唱，还有些好客的徽商亦热情为伴，文人们的休闲活动进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像商人方景真，亲自招待胡应麟、汪道昆诸人观灯看戏不说，第二日还特意“张幔南山之南”供其行觞高歌。当日山间“幔当大阜，如标木末，客从元瑞巾车往，六君子从缘陂陁而升，坐定，二美后至，洋洋歌回风，山径有蹊，行人毕止，班荆仰视，或以为天孙属姗姗临下而舞七盘，路隅为之阗塞”，其场面之宏大吸引路人皆驻足观望。
山上佳酿美馔、歌妓戏子一应俱全，众人一直从清晨待到日暮，才兴尽而返。事后胡、汪二人皆有诗作记录其事。
尤其是胡应麟深感于这次“主人张绣幄为幔，笙歌粉黛周列”游山联欢的盛大气势，他联想到武夷君设宴幔亭的传说，因此将山名更为“幔亭”，直到启程返家之际都还对“幔亭”一游念念不忘。
此外，商人汪士能也在胡应麟的徽州之行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汪士能是汪道昆的从弟，其人热情好客，“雄于赀”又“多文”，他时常客游于汪道昆伯仲处，当从兄手头紧张时，往往是“士能具供张，积日累月无倦”。这次胡应麟来访，他毫不例外地积极陪同。
作为游友之一，汪士能与胡应麟畅游休宁齐云山四日而归，热闹非凡的“幔亭”之游他在同游者之列，而胡应麟等人出入酒肆坊间，他亦作陪左右。
不仅如此，胡应麟还多次做客汪士能家。一次是看灯，其间是“画阁盛开云母帐，琱盘时荐水晶盐”，为待贵客，汪氏显然有一番精心布置。一次是留宿饮酒，在汪家朱楼绮户、沉香氤氲的环境中，主客二人把着琉璃酒杯谈笑风生，一醉方休。还有一次是胡应麟为避雨而在此留宿。
可以看出在胡应麟游历其间，汪士能不仅大多数时候都是鞍前马后，而且还为其旅途提供了食宿、娱乐上的各种便利。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胡应麟返家之日，汪士能还专程携二歌妓作歌为之饯别。其重情重义之行为可感，其富贾之资本亦从此体现。
明末归庄将“文人骚客遂得不费资斧而登览山川”称为“因人之游”，上述文人受商人邀请和赞助免费旅游的情形便可归属此类。
有时这种出游的规模还不小，商人依然不惜耗费巨资，鼎力支持。王世贞游黄山之时，不仅有三吴两浙文士一百多名跟随，徽州当地还有不少文士竞相赶赴。为接待这些宾客，当时东道主汪道昆租借了数处名园。
有学者指出这次集江、浙、皖三省的文人的盛会就是徽商出资。从胡应麟游徽州的经历来看商人赞助的说法极为可信。而商人资本的加入无疑让这些文人得以毫无顾虑地访山寻水、诗友联唱，极尽风雅之能事。
总的来看，文人这一时期典型的文化活动，无论是收藏鉴玩上的宏富藏品、巨笔消费，园林娱乐间的美景佳人、赏心乐事，还是休闲旅游中的怡情遣兴、食宿无忧，其背后都能找到商人的影子。这是文人与商人日益加深的关系促成的。
当这种人际关系进入到文人的文化活动空间时，来自商人的经济资本便会和文人的文化资本交织重叠，从而使得文人努力构建的艺术化的日常生活多了几分物质化和世俗化色彩。而且，文人越是追求文化生活的精益求精，这种关系的作用就会越突出，其附加的色彩就会越明显。
社会营生与治商逐利
随着风尚转向追慕奢靡行乐，文化活动变得越来越注重物质体验，为了维持高度精致的生活状态，文人自身的生存状况和经济条件自然成为他们不得不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特别是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环境变迁带来的种种消极影响，如前述困顿场屋、业儒费用加剧等，文人生计贫困化问题呈现不断加剧的趋势。对比商人阶层在营生谋利中如鱼得水之情形，时人多会发出“业儒固善，然猝不成名，不若业贾，可朝夕养生”之类的感叹。
从侧面反映出商人的生存模式在逐渐得到重新